我已经四十四岁了。在剑桥的日子像剑河的流水一样无声无息地淌过，而我的手稿已经在抽屉里躺了将近二十年。
那是1666年，瘟疫将我从剑桥赶回了伍尔索普的乡下庄园。那年我二十三岁，世界正在腐烂——伦敦街头堆满了死尸，而我坐在苹果树下，看着一个苹果从枝头脱落。
它没有飞到天上。它直直地落了下来。
这个问题折磨了我整整两年：为什么月亮不落到地上？为什么苹果不飞到天上？冥冥之中一定有一股力量——它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像一只无形的手，将万物拉向地球的中心。我给它取了个名字：引力。
但我不敢说。
剑桥的同僚们还在争论笛卡尔的涡旋理论。你若要推翻一个被整个欧洲信奉了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体系，你得有证据——铁的、不容辩驳的证据。于是我算了又算。我发现，使苹果落到地面的力，与使月球沿着轨道运行的力，是同一种力。它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。
1684年那个秋天，埃德蒙·哈雷跑到剑桥来找我。他满头大汗，说伦敦最好的数学家都在为一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：如果太阳对行星的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，行星的轨道应该是什么形状？
"椭圆。"我说。
他愣住了。"你怎么知道？"
"我算过。"
我从堆积如山的纸堆里翻找当年的演算。没有找到。于是我答应他，重新算一遍。
这一算，就是整整两年。
我把自己关在那间石砌的小屋里，壁炉的火彻夜不灭。烛泪在桌面上凝成了小山。我用鹅毛笔在纸上画出无穷无尽的几何图形——不是代数的，是几何的，用尺规、用圆规，像古希腊人那样。因为我不信任笛卡尔发明的代数，那种东西太新了，不够稳。我要让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，都能用尺规和比例验证我说的每一个字。
我证明了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不过是引力定律的数学推论。我证明了地球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，它在赤道处微微隆起。我证明了潮汐是月球和太阳引力的合奏。我把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，第一次用同一套数学语言说清楚了。
哈雷几乎是用自己的钱垫付了印刷费。皇家学会的资金枯竭了，他们刚花了一大笔钱印了一本关于鱼类学的书，结果卖不出去。一个掌握宇宙奥秘的书，差点因为一条鱼而胎死腹中。
1687年7月5日。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——人们后来简称它为《原理》——送到了皇家学会。
书是用拉丁文写的，晦涩难懂，里面塞满了命题、引理和推论。但我故意把数学做得极难。胡克又在四处宣称引力定律是他先发现的。我不想再跟人争辩。我把门槛垫得高高的，让那些只会空谈的人连门都摸不到。
我没有想过这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拉丁文书会改变世界。我只是把我思考了二十年的事情，一桩一桩写下来。
后来有人问我，苹果砸到头上的故事是不是真的。
苹果砸没砸到我的头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它在往下落。而整个宇宙都在做同样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