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一程

我叫李公朴，今天是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，昆明的雨季还没过去。

傍晚时分，天色暗得很快。我和夫人张曼筠从南屏街的学院坡走下来，刚在一条小巷口站定，身后便响起了汽车急刹的尖啸声。我没来得及回头，一颗子弹已经穿透了我的后腰。

倒下的时候，我听见曼筠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听见雨点砸在青石板上的声音，还听见那辆黑色轿车加速消失在巷口的轰鸣。血和雨水混在一起，我的视线开始模糊。

就在上个月，昆明街头已经贴满了反共标语，其中一张直接点名——"李公朴奉中共之命，携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"。朋友劝我离开，说特务的黑名单上，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。我笑了笑，说："我两手空空而来，他们能奈我何？"

我不是不怕死。我只是想，如果连说话都不敢了，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？

我这一辈子，蹲过两次大牢。一次是"七君子"事件，1936年因为呼吁抗日救国，我和沈钧儒、邹韬奋他们一起被抓进苏州监狱。法庭上我对法官说："救国无罪。"四个字，掷地有声。

第二次，是现在。这一次，他们不打算给我上法庭的机会。

我知道是谁下的手。从重庆到昆明，那些穿中山装、戴礼帽的人一直跟着我。他们在茶馆里坐在隔壁桌，在讲演会的人群中死死盯着我。有一个晚上，我在云南大学刚讲完"和平民主的新中国"，一个年轻人递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"李先生，快走吧，他们要动手了。"

我没有走。

曼筠问我为什么，我说："我走了，明天谁来站在这儿？"

七月十一日这天下午，我还去了大光明戏院附近的一家茶馆，见了几个学生。他们问我局势会不会好转，我说了那句话。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记住，但我知道，那是我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。

子弹打得很准。从后腰斜穿腹部，显然是专业的人动的手。我倒在地上，意识断断续续的。恍惚中我看见曼筠的脸，她的眼泪滴在我脸上，温热温热的。我想抬手替她擦掉，但手已经不听使唤了。

凌晨时分，我听见远远传来一个声音，像是闻一多在说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在我遇刺后登上讲台，面对特务的枪口，说了一句让整个昆明为之震动的话——

"李公朴先生的血，不会白流。"

四天之后，闻一多也倒在了昆明的街头。我们两个，一个七月十一，一个七月十五，相隔不过百步，同一种死法。

但如果再让我选一次，我还是会站出来的。不是因为勇敢，而是因为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。